1973年3月，那年，我10岁，湖南气象异常，恐惧扼住每个脆弱的灵魂，地震谣言四起，终于我们举家避难，前往云南沾益，那里是父亲修铁路的地方，据说很安全。

逃往沾益熬过了三天两夜，因为超员，我完全是坐在过道上且因人员走动而不断更换位置，到后三天脑子里还晃晃的，全身水肿，意识里哐当哐当地火车或隐或现。

作为铁路子弟，从此，坐火车留下痛苦的记忆。

10年后的1983年6月1日，我20岁时，登上火车，由汨罗前往景德镇，这天，我结束了学生时代，独立远行，且惴惴不安，我将顶替父亲加入筑路大军队伍，俗称“顶职”，而直到此时，花钱买“站票”我才明白火车拥挤得同10年并无差别。

还是因为超员，我不断改变姿势，以减轻“无座”带来的重心下垂和腿脚肿痛，这次乘车的痛苦程度并未减缓，而我承受力比10年前强了许多，不愉悦的体验记忆犹新。

20个小时内我呼吸着充满铁锈味、汗味、臭脚丫子味以及饭菜香味的混合气体，胃里翻云覆雨，嘴里酸涩。

又10年后的1993年，工作原因，乘坐火车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部分，火车还是约等于今天的印度或孟加拉国。

而我的出行，此时有了显著变化，持有特殊证件和铁路免票。

即使如此火车出行还是惶恐不安，“站”着从甲地至乙地稀松平常，与发粘的皮肤挤压在一起，我已不惧串味且习以为常，就像筑路人在站台上告别，唯有沉默和祝福，绝不会发生泪流满面或痛哭失声，家人说，你的心好硬。其实不是我冷漠,而是在每次登上列车的那个瞬间，我的注意力已经从告别的忧伤转移到了上火车“弄个座位”上来。

但凡新事物的蝴蝶效应就是如此，1814年，那个叫乔治·斯蒂芬森的英国人发明蒸汽机车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100多年后在遥远的东方由于他的胡思乱想带来了数百万人的就业，然而，却需硬邦邦地像根棍子一样地站着旅行。

有个“座位”其实很重要，它决定了本次旅行的舒坦打盹，还是睁着眼睛睡觉，所有走天涯的人都极其渴望获得一个“座位”。这样的要求在那时也绝对是个奢望。

机关有对老双职工也饱经离别之苦，华发妻子每次在丈夫登上火车的时候，都叮嘱：上车后有位子就找个位子坐着，没位子就找个地方站着。这是句多余的话，而后半句话基本上可以轻易兑现，大家闲的时候讲出来笑笑，而今回味起来除去心酸还有什么呢?

然而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大京九启动全面建设，铁路营业总里程也达到了7万公里以上，我的出行在“站着”“座位”和“卧铺”之间晃荡，但我想能有个“卧铺”“ 躺着旅行”才算完美的。这也似乎是个最体现价值的目标追求，同事间有人就拿“躺着旅行”来说明自己与众不同，讲起来口若悬河，吐沫横飞，但我知道，凭铁路免票弄到“卧铺”的几率很低。

在这种环境里，谁能找车站站长弄个一张两张卧铺票就成了突出“本事”也有人通过这种突出“本事”改变了地位，后来，看郭冬临搞卧铺票的小品，才知道获得稀缺资源的背后是不可言说的隐痛，毕竟交易是有成本的。

那时候，铁路是个怪物让人困惑不已，1949年国家通车里程2.18万公里，到我成为铁路主要乘客时，通车里程达到了7万公里以上，而具体到个人却很难有个“座位”，进行一场愉快的旅行，究竟为什么?

没有人能说得十分清楚。

1979年至1986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大潮让依赖土地生存的人宁愿放弃耕种加入到旅行中来，旅客陡增，流动人口“乌云压城”“座位”始终稀缺，这不过是其中一种原因之一………

从1993年开始，我使用特殊证件的能力和口才有了很大提高，那年我去汨罗接我姑娘回郑州，列车长看了我的证件，倾听了诉说，准备安排卧铺时，我姑娘就兴奋地边喊着“坐有床铺的火车”边往卧铺车厢里跑……

我有些尴尬也有点点存在感,因为姑娘从小知道她爸爸做到了能躺着旅行而不是站着……而这种幸运只是偶尔碰上，约有一半的时间会被列车长客气的拒绝。

“躺着旅行”的梦萦绕不去……,尤其在机关工作时期,出差旷日持久且旅行必须完成,因为这是职业的要求，不仅仅是我，其他同事也是如此，这样的缘故，故事就多起来了，有一次同事甲说了个故事：他给列车长看过证件和免票后，列车长说开车后安排卧铺，甲心说一般情况下，列车长客套而已，不愿意得罪《铁道报》记者，他说，想到这里他就哧溜钻到别人的椅子下面，铺开报纸躺下舒展下筋骨，这次却碰上了个“邪门”的列车长，他在灰暗椅子下就听列车长在向别人打听：刚才那个圆脸记者呢，他到哪里去了。甲说，我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吞，不得已放弃卧铺待遇，因为一个记者钻在座位下面睡觉，体面何在?尊严何在? 甲说，他真想对列车长说，记者就在你脚下却不敢出来……

这样无厘头的故事实际上在诉说一种旅途艰难，那时候,“躺着旅行”成为大多数人的梦,有时候,我凭借特殊证件与免票,几乎实现40%躺着旅行的梦,我以为我接触摸到了梦想,后来建总从铁道部剥离出去后, “躺着旅行”的梦忽然变得有点小贵,若即若离的梦也渐行渐远了，因为它收回了铁路免票。

这种“家族分手”让我和很多人惆怅了许多时日……我为失去“躺着旅行”的机会而怅然若失，还因持有特殊证件和免票得到社会尊重的感觉也随即消失。

2003年火车通车里程达到了9.1万公里，车厢内拥堵情况缓解很多，我由于职业角色的转换，旅行越来越少，也逐渐习惯于花钱买票，“躺着旅行”的梦也越来越淡化了。

又转来一年，有关火车的事情又一次刺痛了我，那年，我和同事在北京接待了蒙古项目日本总监萨特，他用汉字写成问句：北京至合肥里程?始发至终点的用时?我通过翻译告诉对方，约1100公里需要用时11个小时，萨特那怒其不争的表情让我铭刻在心，日本有新干线，中国则空白，在日本只需4个小时，萨特说完头仰得很高……

我同时也获得没有温度的信息，中国铁路与发达国家存在质的差距。

恰恰是当年高铁进入中国,首先在广州登陆,我的同事有幸参加了赴日考察与组织施工，后来高铁用的是德国技术，那年后高铁建设风起云涌迅速铺开……中国由此也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绰号且国际普遍认同的绰号。

绰号的背后是数千万筑路大军风雨无阻夜以继日地的奋战在各个高铁工地上，“跑步进场”和“中国速度”一次次被改写和刷新，高铁运行网在诸多重点城市和潜力地区对接，乘坐高铁列车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首选。

10余年间,中国旅行方式再次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发现“躺着旅行”的梦忽然褪色，受高速列车冲击，它变得沉重而耗时。随即发生的显著变化还有：购买车票实名制度，网络订票取代了排队买票，现金支付变成了刷手机，从叽叽歪歪从票贩子手里搞“卧铺”到有高铁余票绝不买价格优惠的“卧铺”。

我突然意识到“躺着旅行”的梦想此时已经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了，套用鲁迅句子，“躺着旅行”等于无端消耗生命，选择“慢生活”旅游线旅游除外。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崔健说出了我蒙圈的感受。

高铁将中国带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10余年间中国“朝发夕至”的高铁通车里程达到了近3万公里，占世界首位，也占世界总通车里程的60%以上，而在质的方面--

学者金灿荣对此进行了意味深长的比较，日本高铁250公里/时速,法国高铁270公里/时速,在中国不超过300公里/时速的列车都不好意思叫高铁,那是动车。

中国不能再韬光养晦了，因为蹲着都比别人高，民族全面崛起，自此可见一斑。

每逢此时，我脑海里就会闪现日本总监萨特种种不屑和鄙夷的表情，我在想，若他还健在，会有怎样的惊讶表情呢。我多么想看到这一幕,因为我是中国人,多少有些民族气节,毕竟我是筑路人,成败荣辱与我有关。

作为东方雄狮心脏的共产党，让雄狮复苏了，眼光犀利而深沉，让曾经打砸圆明园的西方列强黑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颤栗……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期选举演讲，不过800字，已经无法掩饰中国崛起给他带来的惊慌和不悦，它从反面，印证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成果举世瞩目。

我从10岁开始体验脏乱挤的列车，至中青年做着“躺着旅行”的梦，然后又到壮年体验高铁的速度与文明，不用“翻天覆地”“沧海桑田”都不足以说明中国变化的深刻性……

我庆幸中国铁路交通的巨变,我庆幸我是推动巨变的一员。（程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