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80年的初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五处宣传科科长蔡文逸(后调任江西省人民保险公司)说到局《铁道建设》复刊，准备找个驻站记者。说者无意，听着有心，趁无人时候，我向蔡科长表达了想当记者的愿望，他模凌两可，吱吱呜呜说要听听我父亲的意见。过几日蔡回复我：你爹说刚到处机关一年有余，缺乏锻炼，这件事先搁搁。我一听心里发毛，只好四处活动，首先打通家人这道关，当时为何迫切想干报纸，就是觉得它是个专业活，好像比写总结报告多些发挥，那时还听不到“无冕之王”这个热词，倒是“舆论阵地”常被人提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终于峰回路转。《铁道建设》报正式复刊那天起，我成为驻五处的专职记者，那一年刚好25岁，迎来人生职业第一个拐点。考虑到家庭背景，又出自五处，起了个笔名武涛。时间一晃，这个名字与报社共生了15年。

《铁道建设》的旅程决定了我终身的的职业，我至今特别感恩那15年路上相遇的人：在与不在的老总与同事，有你们同行真好。我至今相信一句话：人生的机缘百分之五十来自父母，百分之五十是你选准了职业认对了人。

重温在《铁道建设》的日子，可谓他是我踏入新闻职场的第一所“黄埔军校”，这所学校使我变得成熟和有足够的承受。后来在所有的岗位，都或多或少烙有那栋“三层小楼的印记”，这个印记里装着报社同仁们太多的情感与特质 。

感触一：真诚与严谨 成长的阳光

《铁道建设》报复刊时从总部到站点除了几位老总与资料室的王凤英老师，大都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十年，是中国思想开放第一个活跃期。当时王柱总编业务放手，罗成誉副总又是一位思维活跃、富有开创精神的头，在这位才子佳人的带领下，一群年轻朋友的热情像干柴被点燃，一发而不可收。看得出大家心里藏有很清晰的定位：《铁道建设》不仅是四局的面子，也是自己的面子，我们既然来了，就要拼出个模样。

自己作为新兵，面临的挑战前多未有。首先一份严肃的企业报新闻该怎么写?接手这项工作时还真是云里雾里。最初的日子躲在处机关有事无事地翻阅各类报纸，意图找到某种捷径，可当时除了党报几乎没有其他媒体，好像格局太大套不住思路，后跑去多家书店，此类专业书寥寥无几。有天我问科长：五处新闻该如何突围，他回了句：多写点好人好事呗!我只好找来一大堆各种《简报》，扒拉来扒拉去，想从里面刨出些报料，可整个人枯燥的不得了，写着写着又回到企业总结的老路，苦恼游来荡去。

好歹报社每个季度都有站办会议，最初在局招待所后面那个四楼里，各路诸侯你一言我一语，二处韩元朝、三处阎建国、四处童国强、新运处徐文明各自爆料许多，从新闻选题上就让我茅塞顿开，第一次站办会议结束我走进罗总办公室，问他回到处里新闻选材何以突破，他告诉我9个字：多写点感人的新鲜事。就这朴实无华的9个字，确定了我对新闻定义的理解。后来在其他媒体别人问同样的问题，我始终这样回答，这句话受用几十年：是啊，新闻无论从那个角度入笔，总得打动读者总得新嘛!

那时候常年累月在基层，对报社的上上下下除了尊重就是崇拜，他们个个都是大领导大编辑。但每次去局里见面或讨论新闻选题，大家就像拉家常一样从未存有生疏与芥蒂，有时编辑拿出改过的稿子与你商榷，你会觉得他在帮你完成整个作品，那种真诚与认真让人感动。

用“浓烈”两字概括当时报社的学术空气绝不为过。说实在直到八二年陶兆恬分来之前，报社还没有一个正规中文系大学的毕业生，但许多人之所有上手快，除善于学习外，与报社良好的学术氛围分不开的。当年报社编前会从总编、副总编到到部门头头，为了一篇文章争得脖筋梗梗面红耳赤司空见惯，但谁也不会因为稿件假设对方。我始终认为陶兆恬从编辑三版开始，对推动报纸文字的严谨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有时与老陶讨论稿子，她没发言心里就犯嘀咕：主谓宾又来啦，那把新闻“放大镜”不知会扫出啥瑕疵。

1983年我们驻站记者撤回总部时，这批年轻的“元老”多已拖家带口了。我也在印刷厂三楼住了几个月集体宿舍，与韩元朝、阎建国一排，对面是杨一九、童国强、徐文明，虽然个个都是传统男，欢声笑语从未间断。每过段时间大家都会小聚，徐文明、阎建国喜欢吆喝着发起喝酒，来两瓶啤酒就算奢侈了。几个人拿着饭盒到食堂打几个菜，或者在宿舍几个板凳一对，或者在会议室球台上铺一张报纸，也算热闹的到位。那时喝酒也非解闷口馋，多半情分所使。盛夏三楼屋顶透热，大家喝着喝着光起膀子聊起新闻的事，喝着喝着扔下狼藉的桌面又去办公室加班。有时杨一九插缝从暗室里拿出刚上过光的照片，我们一看：哇塞，又是一堆佳作，他那厚厚的嘴唇总是憨笑几声，算是回应。那段时间，整栋三层楼还真是夜深人不静，好像专门为这帮青年报人开辟了“夜场”。

感触二：新闻是个技术活，这碗饭不好吃

也就是几年时间，报社编辑记者的能量与才华显露出来。文昌烁的评论以小见大，跟准局情;吴耀彬文笔老道，拿捏的恰到好处;杨一九摄影作品构图严谨，表现力厚重;熊八杰与程建伟副刊文字充满着意蕴与想象;董奎处理文章善于小中见大;张存孝、任晓平的稿件柔绵细腻…好像每个跑道都有你要追赶的目标。86年左右张文喜、丁剑的加入，耳目一新的文笔让我这位30多岁的人都有种诚惶诚恐的感觉。

报纸复刊后总社里对驻站记者是有考核的，处里对你每天”砌砖式“的发稿越来越不感兴趣，别说“豆腐块”文章了，领导捎话过来：多上头版头条，一听到这些话头皮有些发麻，心里“亚历山大”。

那个时代报社风气很正，稿子写不好想上个头版没门。当时好像吴耀彬是编辑组组长兼一版编辑，偶尔打个电话也就是问问报道方向，自己根本不好意思说出照顾之词。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发令枪响，你不争气，别人还停下来等你不成?那种专业竞争环境好似一种无形的鞭子抽着你，你必须硬着头皮加速前行。

面对压力，我又想起罗总的那句话：多写点感人的新鲜事。觉得先在基层选好新闻角度，开始考虑研究社会大背景：八十年代初，正是国家党政体制改革，企业处于“打破大锅饭”的起步阶段，他的理论基础源于78年“实践检验真理”大讨论。我在下面开始沿着这条的思路选择新闻角度，稿件大有起色。

写热点新闻多了，上头版的几率大大提高，有段时间三天两头看到署名武涛的文章，开始有种“凯旋”后的洋洋得意，我突然觉得周边多出许多灿烂的笑容，不过高兴之余还是乖乖自我检讨：处领导的严要求对呀，头版是报纸的“门面”，哪有写新闻的净往后缩。

在基层当驻站记者拳打脚踢啥都得干。文字、摄影、通联对上对下都得操心，有时报社通联组长安春喜老远操着浓浓的河南口音打电话过来：王陶啊，某段某队要开新闻培训班，我可报了你的大名，你可不能失约呀!听他一讲，头等大事四处找书“恶补”一番，因为连自己许多新闻知识都没搞懂，咋敢为人师表!那三年在基层的新闻实战，倒逼自己学到许多专业知识，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

在五处驻站的几年，先后结识和推荐了一批优秀通讯员。李平、刘宾生、程洪亮、徐智强、翁赋勇、徐洪亮，左新亮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据说后来干得风生水起，也都成了陶兆恬、张文喜、丁剑的“追星一族。”

文字稿是驻站记者首要任务，当然能提供新闻图片报社求之不得。当时五处宣传科蔡科长喜欢摄影，科里有台潘太克斯120相机，但大部分时间我只有看看摸摸的份。自己狠狠心花85元钱买了台海鸥牌折叠式相机，后来得益于罗总编对我们点上人的厚爱，同意我借了报社一台美能达旧相机。每月发给一个乐凯胶卷，那个时候拿到胶卷简直是心花怒放，一个月工资才多少。胶卷到手也懂得珍惜，装进相机里至少照上一周，好像稀缺之物。

我回到处里就捣鼓蔡科长买了台放大机，挤在不足3平米的楼梯间里学着冲洗放大，夏季大白天里面热得喘不过气，外面还有女同事办公，只有夜间锁上大门穿着裤衩工作，也从没觉得委屈，洗出好照片同样兴奋的惊叫，后来回到机关发现杨一九也照样，感觉自己还挺幸运，毕竟工作量没他大。

摄影也是个技术活。开始洗出的照片老是灰，层次剔不出来。每次借着去总部开会之际，跑进暗房看杨一九如何操作：配制药水、放大时间、控制显影温度，每一个环节仔细琢磨。一九也不保守，像个大哥有求必应。与他熟了，慢慢会嘻嘻套两句近乎，将随身带来的底片在在暗室洗放几张，现问现学，好不激动。

从局里开会回到处里感到冲洗水平大幅度提高，不久蔡科长将他自己的胶卷冲洗放大的活都交给我，潘太克斯相机时不时让我玩几下，每个月特批我两个120胶卷，有了充足的后备，向报社供稿数量猛增。

八十年代中后期，报社一批复刊后培养的骨干，为解决照顾家庭问题，陆续调转地方，每走一人三楼都会寂静几日，大家心里的闪失挥之不去。调走的人离开前照张合影，有时宿舍的几个人小聚一下，正规的欢送会也就是在会议室乒乓球台上摆几包瓜子糖果，一杯绿茶伴随着难舍难分的热言暖语，留下的与调走的都觉得十分隆重，那时体会到什么是“礼轻情意重”。

一天，罗总通知我：杨一九要调回家了，你接下他的摄影器材与资料。办交接时王凤英老师在场，打开褐色柜子时，里面几十本底片夹按照时间顺序与拍摄地点整理的清清楚楚，这应该是他在报社数年的呕心之作，依依惜别之时我突然领悟到：兄长大作频出源于如此的严谨作风，当时不知如何表达，还是王老师说：“你看看一九做事风格，学着点。”那句话像一把重锤，令我震动，甚至影响我事业的后半程。不久，经过公开招聘我们记者组新来了一批年轻人，有李苏青、丁剑、刘武章、陈诚、黄良平、张连庆等，我试着将老记们的好作风传给他们，可总觉得不到位。

调回总社我除了偶尔临时顶替过编辑，绝大部分时间在文字与摄影两条道上交叉并行。从86到91这五年恰逢文革后中国纸媒第二个黄金期，企业报无可避免地挟风而上融入社会，我对外发稿出乎意料的热情，五年刊载稿件超过300篇，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主要媒体几乎年年全覆盖，接连拿了几个重要新闻摄影大奖，其中“老农民进城”获得《经济日报》年度摄影大赛二等奖(拿到一部放大机);“抗洪勇士”获得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大赛三等奖;“煤城忧虑(反映淮南污染)”获联合国环境署与环保部联合主办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大赛优秀奖。1990年我拍摄的反映机关多经处人事改革的“公开答辩 竞选经理”组照获得《安徽日报》摄影大赛一等奖，当时获得二等奖的《安徽画报》副总编的康诗纬问我：我这么没听说过你的名字?我开玩笑的答曰：俺们铁路半军事化，挺封闭的。他哦哦两声，觉得我好奇怪。后来主动邀我去画报社和他里坐客，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不久他调了我二十几幅作品过去，连续六期在《安徽画报》上刊登介绍，诗纬也算我的恩师。

那次大赛主持评奖的《安徽日报》摄影部主任查若权对我说：你小子新闻感觉还不错，填个表，我推荐您加入“中国新闻摄影家协会”吧，那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组织，表送给他也没当回事，熟料到一个月后收到北京发来的证书。

专业精神支撑我在新闻战线摸爬滚打，几年后调我去香港文汇报主管“两广(广东广西)”全面工作，五年间带领一帮记者将香港特区政府年度好新闻从一等奖到三等奖全拿完，而且数年都在5篇以上，其中揭秘“东北非法摘取熊胆的系列报道”，获得世界野生动物协会年度新闻奖，并拍成多集纪录片。当时新华社秘书长，香港文汇报社长张国良问我：你最早在哪干新闻。我说一家铁路小报。他称赞道：山不在高，你们报社老总一定厉害。

感触三：创新路上大家越跑越欢

随着中国整个传统媒体的社会化与市场化，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铁道建设》的运营开始发生悄悄的变化，也透出罗总骨子里的不甘寂寞与创新意识。

一是新闻报道敢于触及多数读者关心的热点话题。更多选题从追述新闻事件转向反映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物，报上的文章变得动情而又贴近。记的童国强写的88年海南建省后的第二波南下潮，我当时一看，这篇稿子即便发表在大报上都是力透纸背，当时成千上万人涌入海南，除了被煽动的激情更多的是盲从，四局偷偷过海考察的职工大有人在，他这篇文章精彩之处恰恰点中“穴位”，里面的人物情感跌宕起伏。丁剑的《小车推到鼻尖上》、刘武章《救救孩子》都真实反映了基层干部和工人的困惑与要求，报道提出的尖锐问题引起相关领导的关注。91年的时候，我去宁国新运处基地采访客运段女工，当时皖赣线交付上海局后，大批女工闲置家中无事可做。走进家属大院，年轻的女工在阳光下悠闲地编织着毛衣，闲聊时我们无意说起《救救孩子》那篇文章，一位姓潘的女工对我说：《铁道建设》报真敢登，不过还得感谢那篇报道，问题终得以解决。这位潘姓女工几个月后是32位去东莞常平玩具厂打工的新运处女工之一，也是唯一留在当地的央企女工。这篇报道说出一个道理：无论报纸大小，分量靠内容说话，激活新闻的粘性，还是需要“鲶鱼效应”。

二是愈加重视媒体视觉冲击力。从八十年代后期，《铁道建设》的版面发生渐进式变化，这不仅得益于电脑照排代替铅字印刷，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非主流媒体出现，调高了读者口味与索求，大环境给了《铁道建设》报版面革新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那几年我有机会经常去广东，每次到深圳少不了去报亭搜罗几份港澳与海外报纸，反复琢磨研究，回来后我给罗总说：现在读者视觉与阅读节奏大变，纸媒版面趋势“四大一小”，即大标题、大照片、大提示，短文字。他还真的支持我的建议，多次提出版面编排的创新与多样化。有时我也参加编辑工作，在他的鼓励下，积极大胆探索，将一些好的新闻图片从传统的两栏放大到三栏甚至更阔。我头脑发热拍的摄影小说他居然也签了发稿单。

我曾看到五处刘宾生拍摄的“五处工人跳入沉井搅拌泥浆”的照片，悄悄提醒罗总：这片子无论如何要放到一版显著位置，他二话没说立即拍板，这张照片连获安徽省与基建总局好新闻奖。报社《经纬》副刊的推出，娱乐新闻的增量，至少在总局内独树一帜，从某种角度上讲，也使《铁道建设》这份企业报变得丰富而又接地气。

三是多种经营全面开花。那些年全局上下面向社会拓展业务，媒体本应有的经营属性重新得到认可。有一天罗总找到我：报社准备成立广告部，你来兼这个部门的头吧。我说试试可以，但新闻的本行不能丢。广告部加入了江俊德、李苏青两员大将，罗总见业务启动，马上布置任务：全国开办居民身份证，机关大院拍证件照的活我揽下来。我一听脑子嗡的一声：我可从没拍过室内人像摄影，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老罗的个性谁都知道，定下的事容不得讨价还价。很快王凤英老师买来聚光灯，我和童国强、任晓平等几个人在三楼会议室搭起临时摄影棚，轮流登场摆造型，调整灯光角度，折腾了大半天终于达到公安局要求标准，两月内完成拍摄一千多人的证件照。那次经历下来人像散了架似的，一闻到显影水就想吐，可也无怨无悔。

报社经营拓展最快的是专版特刊。由于原驻站记者打下良好的基础，报社品牌的影响力日益提高，大家抓住各处节庆、成果展示、重大项目竣工等机会，从主题策划入手，主动公关联络，推出的专版越来越精彩，广告部经营创收节节攀升，我心里明白：所有成果来源于全报社资源的整合，本人也就是做了点穿针引线的工作。罗成誉总对经营发展思路多多，时不时抛出些新想法，自己虽感到力不从心，但心甘情愿喜欢跟着他探索。

十年后我在香港文汇报主管广东省经营业务，根据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对外宣传的需要，首先提出“专版系列化与深度化”思路。每年仅此一项创收突破1500万，中国国际广告联合总公司董事长仇学忠调任文汇报出任总经理后有一次对我说：报社有传你是做专版的“教父”，我赶紧解释：岂敢岂敢，都是从别的媒体学来的。其实心里想：《铁道建设》报才是真正的“教父”，我只不过演绎往日的故事而已，

一张小报催发了一群人对专业的狂热，一张小报成就了一批人的事业。假如今天有人问我，你若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还是当一名普通记者。

结尾寄语：我们已进入一个多媒体时代，过去未曾想过的传播工具如今眼花缭乱。在这个创新优于固守的时代，祝《铁道建设》永葆激情，在推动行业传媒发展中独领风骚。(王陶 2020年7月13日写于深圳)
 

1988年秋与《人民铁道》报、局声像站记者采访芜湖铁路枢纽，左一为本人。


1990年出席《安徽日报》摄影大赛颁奖仪式后与获奖者合影，左一本人。

王陶，笔名武涛，从《铁道建设》报复刊那天起，伴随他走过近15年，1994年底调暨南大学新闻系。先后出任香港《文汇报》社长助理兼珠三角新闻中心主任，《香港商报》副总编辑，全球商报联盟秘书长，现为澳门《莲花时报》名誉社长。40年来与传媒业有不解之缘。